欧洲-中国
2023年7月20日，《普通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的《约雅娜·夏尔玛》（Yojana Sharma）报道
一所享有声誉的德国大学决定中断与由中国奖学金委员会（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CSC）资助的学生的合作，“以减少工业间谍风险”。它是德国第一所公开与中国政府奖学金计划决裂的大学，但今年瑞典、丹麦、荷兰和美国的其他大学也出于各种原因采取了类似举动。CSC主要资助在中国的外国学生，但每年还向中国博士生颁发数千个奖学金，供他们到海外顶尖大学学习。过去几年，德国约有30所大学的奖学金持有者增加很快。然而，为了扭转这股潮流，巴伐利亚州埃朗根-纽伦堡大学（Friedrich Alexander University of Erlangen-Nuremberg，FAU），德国最大的大学之一，在最近的一封发给教职工的电子邮件中表示，从6月1日起，“决定无限期中止与中国奖学金委员会（CSC）获奖者的合作”。委员会解释了其原因，表示：“遵守学术自由原则对我们至关重要。然而，近年来，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和工业间谍防护、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主题也对我们的FAU构成了挑战。”FAU的信函指出，中国学生与CSC签署了合同，该合同属于中国的教育部。“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这些CSC学生签署了一份合同，保证对国家绝对效忠，并承诺始终与中国大使馆保持联系，并在完成奖学金后返回中国为国家服务。”FAU指出，合同还包括亲属和家庭成员。其他欧洲大学也披露了CSC合同的条件，规定家庭成员必须留在中国，并担任CSC奖学金获得者的担保人，一些学术界人士认为这种政策是将家庭成员作为人质，以获得奖学金获得者在国外的表现良好。该电子邮件称：“FAU知道根据这些合同，CSC奖学金获得者将无法完全行使他们在德国《基本法》下享有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马里克·奥尔伯格是柏林德国马歇尔基金智库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她告诉《普通世界新闻》：“合同中的一些问题在德国引发了一些争议。大学必须确保人们能够享受在德国通常享有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她说。预计德国的其他大学将效仿。但奥尔伯格指出：“这对大多数大学来说可能是一个艰难的决定。”然而，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副教授、德国-中国关系专家安德烈亚斯·弗尔达告诉《普通世界新闻》：“我认为这将是一种多米诺效应。一旦我们看到德国的一所大学结束这种操作，其他大学将面临停止类似活动的压力。”“鉴于我们对合同的了解，它们与我们的学术自由价值观背道而驰，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进行下去。”他补充道：“现在这一切都是公开的，他们（大学）应该终止这些计划，或许重新商谈并确保合同条款对德国方面是可以接受的。”萨沙·克洛策布赫最近曾在德国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öttingen）的东亚研究系担任代理教授，但现在在斯洛伐克的科曼尼斯大学（Comenius University）工作。他指出，德国工程巨头西门子在埃朗根（Erlangen）拥有一座先进的研究设施，并与FAU进行重大合作，这可能引发了间谍担忧。他提出：“可能有来自工业方面或公民团体方面的一些压力。”然而，他指出，与自由柏林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FUB）和慕尼黑大学（University of Munich）相比，FAU的CSC奖学金获得者数量较少。据估计，仅FUB就有500多名CSC奖学金获得者。他们与CSC有特殊协议。“自由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都希望继续坚持这种合作计划（CSC），因为它非常有利可图-他们可以节省大量资金，因为他们不必为在（中国）实验室或其他地方工作的人员支付费用-这是根据这种合作项目或研究项目。”《DAAD联合计划除外》
根据消息来源，FAU在三月的讨论之后于五月末做出了这个决定。值得注意的是，FAU针对由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负责运营的中德教育合作委员会（CSC-DAAD）联合资助的中德博士后奖学金项目做出了例外。福尔达指出，即使在这些联合奖学金项目中，候选人的初选也是由中国负责，“因此，他们（DAAD）不能将此事与我们无关”。福尔达指出：“迄今为止，德方还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他们基本上允许委员会代替他们（中国）对受助者进行审核，这意味着奖学金是根据他们（中国）的政治标准授予的。因此，如果你想进行更多的审核工作，比如在DAAD和CSC之间改变合作协议，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完全停止这个项目。”DAAD认为，CSC的合同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多年来，大学在意识形态要求方面不断遵守”。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副教授Heinz Christoph Steinhardt对FAU的决定表示不同意，他说这一决定“突显了对中国基本现实的理解不足”。他通过Twitter指出，“除了回国条款，CSC学生和DAAD资助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而FAU豁免了DAAD资助的学生的禁令。他补充说，大学的决定是“基于严重错误的推理”，并指出“如果间谍风险和缺乏完全学术自由是决定因素，你必须完全禁止所有中国公民进入校园”。根据福尔达的说法，虽然难以确定此类间谍活动的形式，正如FAU在电子邮件中引用的，CSC的学生和学者“很少是间谍”。他补充道：“但是他们可能会受到中国当局的直接任务或激励，从事高度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因此，可能涉及研究不端行为、重大国家安全问题或其他伦理问题。他说：“这是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现有的风险管理程序处理的事情，这是完全正当的。” 拥有镇压性规定
德国公共广播公司德国之声和德国媒体Correctiv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调查称，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受到中国政府的压迫性规定的限制”，尤其是受到CSC奖学金的年轻研究人员和学者。
德国之声和Correctiv看到了不同年份和不同国家的CSC合同，最新的是2021年为德国一名博士生的合同，以及由美国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翻译的以前的版本，发现CSC学者必须事先签署一份声明，承诺不参与任何“损害”中国安全的活动。
根据FAU的说法，合同要求他们定期向中国大使馆报告，并对违反条件的行为进行纪律处分。合同还规定，他们必须在取得博士学位后返回中国，并且CSC合同的条款在返回家园两年后才会失效。欧伯格看到了CSC合同的早期版本，如果他们违约，他们“理论上可以被要求偿还奖学金，并缴纳额外的费用”。如果违约人违反合同，例如在国外停留，不偿还款项，那么留在中国的两个人将不得不承担费用。“这也传递了一个政治信息，增加了对个人的附加激励和压力，使其不做任何可能被视为违约的事情，”欧伯格说。中国大使馆发表声明称：“任何由政府出资派遣学生出国的项目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奖学金委员会遵循国际惯例。”然而，一名在英国的学者称CSC的运作方式是“完全不透明的”，并表示很难确定这些合同是否符合“国际惯例”。 间谍担忧
在电子邮件中，FAU提出了间谍活动的担忧，与此同时，英国和欧洲的情报机构也发出了警报，尤其是关于技术和研究的军事或双重民用-军事用途。
上个月，德国国内情报机构宪法保护局发布最新年度报告，称中国是德国在经济和科学间谍活动方面的“最大威胁”，并强调研究合作是中国获取德国技术和专业知识的途径。
7月14日，德国政府发布了其新的中国策略，重点是在与中国的联系中“降低风险”，但不像美国那样“脱钩”。该策略包括限制与中国的研究项目在联邦德国的资助，其中“有可能导致知识流失”，或者“只有在适当的条件下才得到支持”。该策略特别提到了中国军方对研究的利用以及民用技术与国防工业之间的联系。该战略文件称：“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正在限制我们的合作。”“我们要考虑到民用研究项目，包括基础研究，也被中国视为军事利用的战略因素。”然而，对于具体限制，目前只涉及联邦研究资助。德国教育部将具体行动留给了大学自行决定。弗尔达认为FAU的决定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虽然德国媒体对这类问题进行了关注，“但政策滞后”。瑞典和丹麦的揭示
对于与中国军方相关的大学或秘密从属于中国军队的大学的奖学金持有者盗取研究的担忧，也决定了北欧一些其他大学的反应，他们自今年年初以来削减或减少了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奖学金的数量。
2020年，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突然结束了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合作关系，在大流行中将研究人员遣返回国。但在欧洲，有关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合同的报道最早出现于2023年1月，瑞典报纸《每日新闻》报道了隆德大学的一位博士生签署了一份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合同，承诺效忠中国并提供中国担保人。
这个报道在瑞典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乌普萨拉大学和隆德大学表示将终止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合作，瑞典著名的卡罗林斯卡学院则对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奖学金的录取暂时封锁。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理工学院表示，正在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进行“讨论”，希望对合同条款进行审查。在邻近的丹麦，奥胡斯大学在3月的高级管理会议上决定不再录取来自中国的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博士生。然而，目前在奥胡斯的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奖学金获得者（约46名）将能够完成他们的博士学位。奥胡斯大学澄清说，对于已经收到奥胡斯大学录取通知但尚未开始博士学位的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学生将被允许就读。今年2月，为了调查是否对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博士生施加不合理的合同条款，奥胡斯大学暂停了对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博士生的录取。丹麦驻中国大使馆告诉《Politiken》报纸，瑞典《每日新闻》、Correctiv和德国之音的报道 “无非是对协议内容进行恶意曲解，以政治化和污名化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常教学和研究合作”。
荷兰-更加审慎的方法
在荷兰，估计有2,000名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博士生，数家荷兰大学根据五月份的一项调查拒绝了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中国学者，这是《特劳》报揭露的结果。
尽管如此，大多数荷兰大学对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学者采取了更加审慎的方法，而非完全禁止。乌特勒支大学表示，将不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博士生进行讨论，但指出这也是因为博士生的工资较低：每月1350欧元（1511美元），比荷兰最低工资标准低400多欧元。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是荷兰拥有242名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奖学金获得者的大学之一，该校告诉《特劳》报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录取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奖学金的博士生，并在“双重用途”技术等敏感研究领域不再接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博士生候选人。该大学还不再录取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大学的学生。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有182名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奖学金获得者，因候选人与中国与军方有关联的大学有关，该大学取消了三个博士项目。瓦赫宁根大学表示，已经对接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奖学金的学生“更加保留”，而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告诉《特劳》报他们也在减少接收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学生的人数。
在荷兰议会发起质询之后，教育部长罗伯特·戴克格拉夫上个月表示，他将调查中国奖学金对“知识安全”的风险。他告诉《特鲁伊报》说，大多数大学并不希望完全禁止中国研究人员，“如果我们想要继续参与科学的顶端，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想要他们的知识。”
然而，戴克格拉夫本月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将调查荷兰有多少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CSC）研究人员，以及他们所从事的领域。
荷兰还在准备一项知识安全审查法。戴克格拉夫表示：“我们目前正在对风险领域-敏感技术进行调查。审查将以风险为导向。”他补充说，审查将适用于欧盟以外的任何国家。戴克格拉夫强调，没有特定政策“排除中国学生...或者阻止与中国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在敏感领域的合作”。在荷兰海牙的智库机构荷兰国家研究所（Clingendael Institute）的中国研究中心协调员兼高级研究员英格丽·德霍赫在5月份发表的评论中表示：“荷兰的研究不应该通过受制于政治条件的中国政府奖学金计划来获得资金，而是通过所有参与方的等额贡献。”她还指出应该采取实际措施来确保与中国的合作中的学术诚信和自由，她说：“目前对此的讨论还太少。”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急于撤离。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本周宣布，将与CSC续签合作协议，共同投资达7500万澳元（5079万美元），直到2027年，以支持来自中国高等学府的优秀研究生在墨尔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墨尔本大学校长邓肯·马斯克尔在访问中国期间表示，CSC与墨尔本大学的合作始于2011年，迄今已为215名候选人提供奖学金。
订阅UWN免费每周电子简报。